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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新刑诉法视野下: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时间:2015-01-05 来源: 访问量:

 

我国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刑诉法进行了修改,在一审程序中增设了简易程序,以期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快速处理,该制度运行以来,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勿庸置疑,较之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确实简化、省略了许多的环节与程式,但这并不是程序的简单减少,更不是程序的随意缺失,而是在不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程序经济性的结果。新刑诉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程序加以合并,提高庭审效率的同时,也弥补了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监督的缺位,但是,它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的难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简易程序修改后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修改后的简易程序增加了公诉工作量

为保持合理的诉讼结构,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新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公诉人应当到庭支持公诉,这一规定必然会造成公诉部门工作量的增加。

  就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而言,2012年受理起诉案件191件269人,其中适用简易程序100件117人,2013年元至6月受理起诉案件54件90人,适用简易程序29件43人,简易程序所占比例呈增长趋势。实践证明,综合庭前准备、往返法院、出席法庭等因素,简易程序案件必然增加公诉人员的劳动强度,而另一方面法律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等工作应由两人进行,这直接导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公诉人员的缺乏。

(二)修改后的简易程序要求公诉人具有更高素质

新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这一规定确立了量刑辩论制度。量刑辩论制度使得公诉人员在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审查过程中,与普通程序案件一样同样需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而量刑建议的提出要求公诉人对于一个时期内某类犯罪的判决规律有着一个整体的把握,建议的准确度和法院的采纳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诉人丰富的办案经验,这对于公诉部门从检时间不长,正从简易案件入手学习办案的同志来说,无疑又是一项挑战。很多基层院把新招录人员先放到公诉部门培养作为“人才兴检”的发展思路,如何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保证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快速、正确审结,是很多基层院公诉部门面临的新考验。

二、检察机关在应用简易程序时遇到的问题

(一)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是否可以互相转化

新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五条及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七十条均规定,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但是对于普通程序是否可以转化为简易程序审理,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庭审前不认罪,庭审中认罪,对此情形,能否直接从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按照此次新刑诉法修改的精神,根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我认为“在充分征求被告人、辩护人、公诉人的意见,释明简易程序的含义后,可以转化为简易程序审理,可以独任审判,也可以合议庭审理”[1]

(二)被告人认罪的普通审案件如何简化

审判实践中,被告人认罪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如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等,这些案件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无伤大雅,但是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看,能否参照修改后简易程序适度简化?对此,马贵翔、柴晓宇在《金陵法律评论》2012年春季卷中所撰《刑事简易程序系统的形成探析》一文中做出了说明“虽然简化程序已被简易程序吸纳,但是对被告人认罪但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依然可以沿用简化程序模式,无需详列各种证据证明内容以及检察机关指控内容,只要言辞简洁说明问题即可”。我认同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因为简易程序的适用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前提,因此对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也应进行适度简化,在庭审中应粗略得当,在裁判文书中应言简意赅。

(三)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就一直认为不管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目前的现实是有罪答辩和经常与之伴随的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审判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如管理得当,它们将使有关各方受益。[2]在美国联邦和州的司法系统,辩诉交易一直被大量适用,90 %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得到结案处理的,美国的辩诉交易实际上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之间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较轻的定罪或量刑的协议。于我国,《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均规定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可酌情从轻处罚,但这两个“意见”现已均被废止,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均未规定被告人认罪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可以对其从轻处罚,因此,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从轻处罚便失去了直接的程序法律支持。对此,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我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依然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对此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非因为适用了简易程序,而是因为被告人自愿认罪。

三、简易程序到底应该如何“简”

修改后的简易程序对公诉部门的人力、物力以及公诉人员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如何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同时,兼顾诉讼效率的提高,做到既不失正义,也不失效率,对此,笔者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到底应该如何“简”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在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征求被告人意见

新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且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在法律层面上讲,只有起诉书才是“指控犯罪事实”的法律文书,因此让被告人知晓“指控犯罪事实”的唯一法定途径就是向其提供起诉书,而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是法院的法定职责,检察机关直接向被告人提供起诉书难免有越权和违反刑事诉讼程序之嫌,因此以提高效率为角度,尽量避免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之间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方面出现尴尬,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告知书”向被告人告知: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审查结果、指控的犯罪事实;适用简易程序的基本步骤及从轻判处的法律后果,以此来征求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

(二)“简”的底线

本人认为,简易程序之“简”应主要体现在庭审的过程中,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之后,对证据可进行归纳呈递,在辩论环节突出被告人的辩解权利,着重提出量刑建议即可,但是对庭审中简易程序如何操作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    

一是绝对不能简化的程序。所谓的“简易”只能是庭审的具体环节、步骤的简化,并非诉讼主体、相关诉讼权利等的简化,诸如告知被告人法庭组成人员、讯问其是否申请回避、告知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等程序,属于绝对不能简化的程序。 

二是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可不宣读起诉书,亦可省略当庭讯问;在举证阶段可以不宣读证据的具体内容,只需综合说明证据证明的主要内容;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只需根据庭审时被告人的辩解进行相应的答辩即可; 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可以只宣读起诉书中的被告人的身份信息、主要事实和结论;可以省略当庭讯问;在质证阶段可仅就证据的名称、来源及证据证明的主要内容予以概述;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可以仅就量刑情节发表公诉意见及进行答辩。

(三)开庭时间和地点

简易程序具有庭审时间短、程序启动灵活的显著特点。在整个环节,只有公检法的步调一致,才可避免办案人员频繁奔波、法律文书频繁反复往来,进而提高办案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在开庭时间上,检察机关可与法院协商以每月相对固定的日期来集中审理一批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同时,检察机关可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并达成共识,让公安机关对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按相对固定的时间频率集中移送检察院,以便于集中审查起诉。

在开庭地点上,由于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亦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所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被告人的羁押比例上升,开庭审理时将被告人从看守所提至法院的情况也随之增多,而实践中出现了法院在看守所现场开庭并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到看守所出庭的现象,对此,我认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应有别于民事案件“马背法庭”、“稻场法庭”的做法,暂且不论看守所开庭是否合适,但出于保障办案安全、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建议是否可在基层法院成立驻看守所特别法庭专门审理简易程序案件。


 

 

[1] 左卫民:《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2页。

 

[2] 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唐冬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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